晋中兴，称王谢，一导而二安石，皆以不能恢复中原责之。窃以为过矣。当典午不竞以来，士大夫慷慨立事，志远而才短，否则清谈高视，漫不以世务介意。有人焉如导、安沉浮委折于群儿角逐之内，焉得不贤？然自王敦、桓温之徒，扰乱王室，其来也如归，其去也如寄。敦不病笃，导不敢称其死；温不病笃，安不敢缓其篡。江左之不亡幸耳，乃欲责之擒刘曜，枭石勒，醢苻坚，而轘姚苌，无乃过耶？按导以识量清远之资，识元帝于潜龙未用之时。在洛阳则劝其归藩，镇建业则劝其兴复。患难未除，则讨陈敏馀党以振起之；士论未归，则引名贤骑从以厌服之。勠力王室，不肯作楚囚对泣。去非急之务，行清静之政，置谏鼓，立谤木，使晋氏偏有东南，称制者十有一帝。导身相三君，每见亲任辅佐，中兴之功不可掩也。安神识沉敏，风韵调畅，渔弋山水而不以为遁，禁锢终身而不以为困。一旦居公辅之寄，任弼谐之责，镇以和静，御以长算，不存小察，宏以大理。戒秦任商鞅之弊，沮桓冲勤王之师。身退广陵，志在东山。安之出处本末，指不多屈。论中兴而数导、安，诚不为过。然尝怪导以得君行志之秋，委以大义灭亲之事，逆臣王敦近在门内，不以杀管、蔡之例为比，又从而纵臾之。导之踪迹，不可以缕数也。敦之举兵内向也，专以刘隗、刁协为名。人徒知隗、协二子与敦不相好耳。考其本末，则导初相元帝，亲近无二。及刘隗用事，渐见疏远。协崇上抑下，为王氏所嫉。敦既作逆，隗又请诛王氏。导之切齿二子，非特一日。则举兵而诛隗、协，不可谓非导之意矣。敦之录尚书事也，召周顗、戴渊问之，畏其人望，犹欲使为公辅。顗尝极力救导，导不知，故敦三问于导，而导皆不答。欲杀顗而滥及于渊，久乃自悔。则无罪而诛顗、渊，不可谓非导谋矣。温峤、陈敦逆状，敦深恨之，移书于导，以为太真别来几日，已作如此等事。明帝在东宫，敦欲废之，问及百官，声色俱厉。逆折奸谋，惟温峤一人耳。导与峤孰亲于敦，不闻有所正救。设使无故而废太子，导得以辞其责哉？此犹可也。王彬、王舒皆王氏之党也，彬尝数敦之罪，祸及门户，导实在坐，反欲使彬谢过。王含、王应既败，舒使人迎而沉之。自刺史而累迁，不过为会稽内史，封爵且不及焉，导之不乐于敦败明矣。夺祖逖之事权，谁实为之？知刘琨之死而不问，谁实纵之？以中兴风鉴自任，使天下之有志者皆不得志。导固本无反谋，而心之所欲，每与王敦、苏峻合。大抵导之遇事，往往多其私意，望其公正耿介，断不可得。是以明帝在殡，嗣皇未立，群臣议进玺于成帝，导受顾命，乃独以疾不至。其后舆疾而来，则卞壸实迫之也。成帝之逼迁石头，导实失其故节。其后遣人取之，曾无赧容，则陶侃实讥之也。郭默贼杀刘胤，导即以豫州赏之。其后斩默父子，始服公论，则陶侃实专之也。庾亮以帝舅执朝柄，趋势者多归之。导既不平，每有「元规尘污人」之叹。则苏峻之攻庾亮，知中朝之有隙也。亮之不为刘隗、刁协，适不与导谋耳。成帝每幸导宅，下车先拜，又拜其妇曹氏，受之不疑。侍中孔恒密表其非，可以愧矣。导闻之乃曰：「王茂弘驽疴耳，若卞望之之岩岩，刁玄亮之察察，戴若思之峰岠，当敢尔耶」？则卞壸之死于先锋，亦导之所不与也。孔恒之不为卞壸，适未有隙耳。元帝以敦、导、顗、协、渊为腹心，明帝以导、亮受遗诏，不杀不逐，导意不止。导为累朝大臣，官至司徒、丞相、太傅，权至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假黄钺，爵至郡公，号至仲父，其他如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给班剑鼓吹羽葆，皆非人臣所常得。坐视贼臣犯阙至再三，遂至蒙尘天子，陵辱妃后，其初始于争权，而其后乃至于党亲。苏峻之后，以为天下莫己若矣。每发一言，举坐莫不赞美，喜同恶异，不恤国事，文中子之所谓敬犹有遗论焉。谢安以简得名，故迹之着于外者犹有限。其望尘而拜温也，人或以为怯矣。其以壁后置人而却温也，人或以为勇矣。得捷书而不动声色，人或以为静。过户限而不觉折屐，人或以为躁。大要仕进之心，始于桓温之辟召；却敌之谋，亦出于玄琰之尝试。挟恩威则易掣肘，决胜败则难肆志也。王彪之之沮新宫也，得其道矣，安辞屈而犹或为之，不可谓服义。武帝之立精舍于殿内也，失其道矣，安坐视而不能止之，不可谓守正。然方之于导，犹在可贷。导之才实过于安，而其事之着见乃复若此。士大夫适遭其逢，固有幸不幸者。苟不出于己私，而以公道行之，始可以论幸不幸矣。

晋鹿不克，群戎竞逐。乘时崛起。有天时人事，足以争衡中国，得三人焉，亦可谓不碌碌矣。刘渊之起离石也，好学承师，览《史》、《汉》诸子，议论宏远，耻一物不知。其后复呼韩旧业，假炎刘坠绪，役鲜卑、乌丸，如使仆奴；取蒲坂、平阳，如拉朽株。不幸而死，其子聪粲不足有为于天下。石勒擒王浚，走刘琨，南据洛阳，北据襄国，遂降曹嶷，取刘曜。其商搉是非，足以照郦生、子房得失；其雌黄人物，足以定高、光上下，不特雅好文学，考诸生经义而已。仅免其身，子弘弗克负荷，屠其家于季龙之手。苻坚最晚出，恳恳勤勤，尤在刘、石之上。废职之可修修之，绝世之可继继之。农桑于是乎课，学校于是乎立。其用王景略也似智；其不族鲜卑也似仁。若其取卫辰，降慕容晖，逐杨氏而制仇池，掳张天锡而守姑臧，奄长安而君之，有中国文物之盛，拥百万之众，卒土溃而瓦解。尚论古道之君子，临卷慷慨，未尝不太息遗恨于三人也。考论至此，窃意古者仁心仁政，诚自有规模制度，足以立万世纲纪，本数末度，皆有以相副，非徒以颐指气使，耸动天下。而虚文少实，所以夸示于人者，不足以寿国脉而追前哲也。今即三人之事而言之，勒之治差劣于坚，而渊之治又劣于勒。然而愈可纪则愈不立，粗有称则粗有后，著效之相反，而论报之不伦，岂天道高远，非人事之可及哉？坚有兄法，不得志于其母久矣。坚之弑君，本意自立，乃欲诈逊其兄以服众。法虽不许，犹不足以免其死。此其事亲从兄之初，固已不胜其伪。在位二十七年，安于忍而阻其兵。既袭有群雄，残民于锋镝之下，乃欲免其渠魁，以示姑息。好名之證，厥有端绪。至于伐晋一事，尤更昭著。其语道安也，则曰：「天生烝庶而立之君，所以除烦去乱也」。其语太子也则曰：「始皇之灭六国，其王岂必皆暴也」？以区区新造之秦，而有百万不息之师，内有好大喜功之心，而外盗渊、骞、夷、齐之行。鲜卑怨仇，布满畿甸；旧人族类，斥远遐方。心迹之相违，处分之乖谬，转战万里而徼幸于一胜，则坚之败也理也，非暂也。勒事伏利度则执利度，宴王弥则斩王弥，帝王浚而实袭王浚，其诡诈踪迹，亦不可缕数。用陈遐则取其诬谮，任季龙则纵其残虐。方之于坚，虽粗有磊磊落落之意，而其长策不立，欲虚文不实以欺天下，大率相似。渊始事成都王颖，既而背之。假以单于之名，犹未足以厌服其心。乃速建大号于天下，特戎略之杰者耳。彼皆生长晋世，习熟于名公贤士之论，知天下可以力取，而不可以力服，惴惴然欲以信义之名结天下，实非所好。王景略号称贤佐，犹不免拘拘政刑，无一毫宽大意，而况于陈元达、张宾、徐光之徒，日有性命不虞之忧，而望格其非心，跻之于圣贤，有天下之域，不可得矣。汉高祖未定天下，以关中为腹心，以丞相府图籍文书为政事，以三军缟素为基本。已定天下，则次律令，申军法，定章程，制礼仪，日不暇给，而规模宏远。光武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，特见其迹者耳。北匈奴和亲之议，不用臧宫、马武之策。交阯二溪蛮比岁间作，所用为将者，必以马援。心迹相应，昭不可掩。载祀四百，未为幸也。项籍仁而敬人，瞋目叱咤，人马辟易。然起事而刺殷通，有天下而逐义帝，宰天下而使人怨不平。周世宗斩樊爱能、何徽，军声大振。取秦凤，平淮南，力非不足，而其功业所就，不过如此。论帝王子孙万世之计者，可以鉴矣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五星之行有疾舒，日月之交有见匿，求其次舍经劘之会，其法一寓于日。冬至之日，日之端南者也。日行周天而复集于表锐，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几一，而谓之岁。周天之体，日别之谓之度。度之离，其数有二：日行则舒，则疾，会而均，别之曰赤道之度；日行自南而北，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，别之曰黄道之度。度不可见，其可见者星也。日、月、五星之所由，有星焉，当度之画者凡二十有八，而谓之舍。舍所以挈度，度所以生数也。度在天者也，为之玑衡，则度在器。度在器，则日月五星可以抟乎器中，而天无所豫也。天无所豫，则在天者不为难知也。自汉以前，为历者必有玑衡以自验迹。其后虽有玑衡，而不为历作；为历亦不复以器自考，气朔星纬，而皆莫能知其必当之数。至唐僧一行改《步天大衍历法》，始复用浑仪参实，故其术所得，比诸家为多。臣尝考古今仪象之法。《虞书》所谓璿玑玉衡，惟郑康成粗记其法；至洛下闳制圆仪，贾逵又加黄道，其详皆不存于书。其后张衡为铜仪于密室中，以水转之，盖所谓浑象，非古之玑衡也。吴孙氏时，王蕃、陆绩皆尝为仪及象，其说以为：旧以二分为一度，而患星辰稠穊；张衡改用四分，而复椎重难运。故蕃以三分为度，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，而具黄赤道焉。绩之说以天形如鸟卵，小椭，而黄赤道短长相害，不能应法。至刘曜时，南阳孔定制铜仪，有双规，规正距子午以象天；有横规，判仪之中以象地；有时规，斜络天腹以候赤道；南北植干，以法二极；其中乃为游规、窥管。刘曜太史令晁崇、斛兰皆尝为铁仪，其规有六，四常定，一象地，一象赤道，其二象二极，乃是定所谓双规者也。其制与定法大同，唯南北柱曲抱双规，下有纵横水平，以银错星度，小变旧法。而皆不言有黄道，疑其失传也。唐李淳风别为圆仪三重：其外曰六合，有天经双规、金浑纬规、金常规；次曰三辰，转于六合之内，圆径八尺，有璿玑规、月游规，所谓璿玑者，黄、赤道属焉；又次曰四游，南北为天枢，中为游筒，可以升降游转，别有月道，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。一行以为难用，而其法亦亡。其后率府兵曹梁令瓒更以木为游仪，因淳风之法而稍附新意，诏与一行杂校得失，改铸铜仪，古今称其详确。至道中，初铸浑天仪于司天监，多因斛兰、晁崇之法。皇祐中，改铸铜仪于天文院，姑用令瓒、一行之论，而去取交有失得。臣今辑古今之说以求数象，有不合者十有三事。其一，旧说以谓「今中国于地为东南，当令西北望极星，置天极不当中北」。又曰：「天常倾西北，故极星不得居中」。臣谓以中国规观之，天常北倚可也，谓极星偏西则不然。所谓东西南北者，何从而得之？岂不以日之所出者为东，日之所入者为西乎？臣观古之候天者，自安南都护府至浚仪大岳台才六千里，而北极之差凡十五度，稍北不已，庸讵知极星之不直人上也？臣尝读黄帝《素问》书：「立于午而面子，立于子而面午，至于自卯而望酉，自酉而望卯，皆曰北面。立于卯而负酉，立于酉而负卯，至于自午而望南，自子而望北，则皆曰南面」。臣始不喻其理，逮今思之，乃常以天中为北也。常以天中为北，则盖以极星常居天中也。《素问》尤为善言天者。今南北才五百里，则北极辄差一度以上；而东南西北数千里閒，日分之时候之，日未尝不出于卯半而入于酉半，则又知天枢既中，则日之所出者定为东，日之所入者定为西，天枢则常为北无疑矣。以衡窥之，日分之时，以浑仪抵极星以候日之出没，则常在卯酉之半少北。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，何从而知中国之为东南也？彼徒见中国东南皆际海而为是说也。臣以为极星之果中，果非中，皆无足论者。彼北极之出地，六千里之閒，所差者已如是，又安知其茫昧几千万里之外耶？今直当据建邦之地，人目之所及者，裁以为法，不足为法者宜置而勿议可也。其二曰，纮平设以象地体，今浑仪置于崇台之上，下瞰日月之所出，则纮不与地际相当者。臣详此说虽粗有理，然天地之广大，不为一台之高下有所推迁。盖浑仪考天地之体，有实数，有准数。所谓实者，此数即彼数也，此移赤，彼亦移赤之谓也。所谓准者，以此准彼，此之一分，则准彼之几千里之谓也。今台之高下乃所谓实数，一台之高不过数丈，彼之所差者亦不过此，天地之大，岂数丈足累其高下？若衡之低昂，则所谓准数者也。衡移一分，则彼不知其几千里，则衡之低昂当审，而台之高下非所当恤也。其三曰，月行之道，过交则入黄道六度而稍却，复交则出于黄道之南亦如之。月行周于黄道，如绳之绕木，故月交而行日之阴，则日为之亏；入蚀法而不亏者，行日之阳也。每月退交，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后复会。今月道既不能环绕黄道，又退交之渐当每日差池，今必候月终而顿移，亦终不能符会天度。当省去月环，其候月之出入，专以历法步之。其四，衡上下二端皆径一度有半，用日之径也。若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体，则无由审日月定次。欲日月正满上衡之端，不可动移，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为法也。下端亦一度有半，则不然。若人目迫下端之东，以窥上端之西，则差几三度。凡求星之法，必令所求之星正当穿之中心。今两端既等，则人目游动，无因知其正中。今以钩股法求之，下径三分，上径一度有半，则两窍相覆，大小略等。人目不摇，则所察自正。其五，前世皆以极星为天中，自祖暅以玑衡窥考天极不动处，乃在极星之末犹一度有馀。今铜仪天枢内径一度有半，乃谬以衡端之度为率。若玑衡端平，则极星常游天枢之外；玑衡小偏，则极星乍出乍入。令瓒旧法，天枢乃径二度有半，盖欲使极星游于枢中也。臣考验极星更三月，而后知天中不动处远极星乃三度有馀，则祖暅窥考犹为未审。今当为天枢径七度，使人目切南枢望之，极星正循北极里周，常见不隐，天体方正。其六，令瓒以辰刻、十干、八卦皆刻于纮，然纮平正而黄道斜运，当子午之间，则日径度而道促；卯酉之际，则日迤行而道舒。如此，辰刻不能无谬。新铜仪则移刻于纬，四游均平，辰刻不失。然令瓒天中单环，直中国人顶之上，而新铜仪纬斜络南北极之中，与赤道相直。旧法设之无用，新仪移之为是。然当侧规如车轮之牙，而不当衡规如鼓陶，其旁迫狭，难赋辰刻，而又蔽映星度。其七，司天铜仪，黄赤道与纮合铸，不可转移，虽与天运不符，至于窥测之时，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，复运游仪抵本宿度，乃求出入黄道与去极度，所得无以异于令瓒之术。其法本于晁崇、斛兰之旧制，虽不甚精缛，而颇为简易。李淳风尝谓斛兰所作铁仪，赤道不动，乃如胶柱，以考月行，差或至十七度，少不减十度。此正谓直以赤道候月行，其差如此。今黄赤道度，再运游仪抵所舍宿度求之，而月行则以月历每日去极度算率之，不可谓之胶也。新法定宿而变黄道，此定黄道而变宿，但可赋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馀分，此其为略也。其八，令瓒旧法，黄道设于月道之上，赤道又次月道，而玑最处其下。每月移交，则黄赤道辄变。今当省去月道，徙玑于赤道之上，而黄道居赤道之下，则二道与衡端相迫，而星度易审。其九，旧法规环一面刻周天度，一面加银丁。所以施银丁者，夜候天晦，不可以目察，则以手切之也。古之人以璿为之，璿者珠之属也。今司天监三辰仪，设齿于环背，不与横箫会，当移列两旁，以便参察。其十，旧法重玑皆广四寸，厚四分。其他规轴，椎重朴拙，不可旋运。今小损其制，使之轻利。其十一，古之人知黄道岁易，不知赤道之因变也。黄道之度，与赤道之度相偶者也。黄道徙而西，则赤道不得独胶。今当变赤道与黄道同法。其十二，旧法黄赤道平设，正当天度，掩蔽人目，不可占察。其后乃别加钻孔，尤为拙谬。今当侧置少偏，使天度出北际之外，自不淩蔽。其十三，旧法地纮正络天经之半，凡候三辰出入，则地际正为地纮所伏。今当徙纮稍下，使地际与纮之上际相直。候三辰伏见，专以纮际为率，自当默与天合。

孤兄弟之奉刘家，人臣之道过矣，若微孤兄弟，岂能南面称朕哉，根基既立，便欲相图，天不助恶，使假手勒准。孤惟事君之体，当资舜求瞽瞍之义，故复推崇令主，齐好如初，何图长恶不悛，杀奉诚之使。帝王之起，复何常邪！赵王赵帝，孤自取之，名号大小，岂其所节邪（《晋书·载纪·石勒传》上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十三。）。

建兴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，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诸军事、领护军匈奴中郎将、司空、并州刺史、广武侯臣琨，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州诸军事、抚军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、左贤王、渤海公臣磾，顿首死罪上书。臣琨臣磾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臣闻天生蒸人，树之以君，所以对越天地，司牧黎元。圣帝明王鉴其若此，知天地不可以乏飨，故屈其身以奉之；知黎元不可以无主，故不得已而临之。社稷时难，则戚藩定其倾；郊庙或替，则宗哲纂其祀。所以弘振遐风，式固万世，三五以降，靡不由之。臣琨臣磾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，世祖武皇帝遂造区夏，三叶重光，四圣继轨，惠泽侔于有虞，卜年过于周氏。自元康以来，艰祸繁兴，永嘉之际，氛厉弥昏，宸极失御，登遐丑裔，国家之危，有若缀旒。赖先后之德，宗庙之灵，皇帝嗣建，旧物克甄，诞授钦明，服膺聪哲，玉质幼彰，金声夙振，冢宰摄其纲，百辟辅其治，四海想中兴之美，群生怀来苏之望。不图天不悔祸，大灾荐臻，国未忘难，寇害寻兴。逆胡刘曜，纵逸西都，敢肆犬羊，凌虐天邑。臣等奉表使还，仍承西朝，以去年十一月不守，主上幽劫，复沈虏庭，神器流离，再辱荒逆。臣每览史籍，观之前载，厄运之极，古今未有，苟在食土之毛，含气之类，莫不叩心绝气，行号巷哭。况臣等荷宠三世，位厕鼎司，承问震惶，精爽飞越，且悲且惋，五情无主，举哀朔垂，上下泣血。臣琨臣磾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臣闻昏明迭用，否泰相济，天命未改，历数有归，或多难以固邦国，或殷忧以启圣明。齐有无知之祸，而小白为五伯之长；晋有骊姬之难，而重耳主诸候之盟。社稷靡安，必将有以扶其危；黔首几绝，必将有以继其绪。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，圣姿合于两仪，应命代之期，绍千载之运。夫符瑞之表，天人有徵，中兴之兆，图谶垂典。自京畿陨丧，九服崩离，天下嚣然无所归怀，虽有夏之遘夷羿，宗姬之离犬戎，蔑以过之。陛下抚宁江左，奄有旧吴，柔服以德，伐叛以刑，抗明威以摄不类，杖大顺以肃宇内。纯化既敷，则率土宅心；义风既畅，则遐方企踵。百揆时叙于上，四门穆穆于下。昔少康之隆，夏训以为美谈；宣王之兴，周诗以为休咏。况茂勋格于皇天，清辉光于四海，苍生颙然，莫不欣戴。声教所加，愿为臣妾者哉！且宣皇之胤，惟有陛下，亿兆攸归，曾无与二。天祚大晋，必将有主，主晋祀者，非陛下而谁？是以迩无异言，远无异望，讴歌者无不吟咏徽猷，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，天地之际既交，华裔之情允洽。一角之兽，连理之木，以为休徵者，盖有百数；冠带之伦，要荒之众，不谋而同辞者，动以万计。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，因函夏之趣，昧死以上尊号。愿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，狭巢由抗矫之节，以社稷为务，不以小行为先，以黔首为忧，不以克让为事。上以慰宗庙乃顾之怀，下以释普天倾首之望。则所谓生繁华于枯荑，育丰肌于朽骨，神人获安，无不幸甚。臣琨臣磾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臣闻尊位不可久虚，万机不可久旷。虚之一日，则尊位以殆；旷之浃辰，则万机以乱。方今钟百王之季，当阳九之会，狡寇窥窬，伺国瑕隙，齐人波荡，无所系心，安可以废而不恤哉！陛下虽欲逡巡，其若宗庙何，其若百姓何！昔惠公虏秦，晋国震骇，吕郤之谋，欲立子圉。外以绝敌人之志，内以固阖境之情，故曰丧君有君，群臣辑穆，好我者劝，恶我者惧。前事之不忘，后代之元龟也。陛下明并日月，无幽不烛，深谋远虑，出自胸怀，不胜犬马忧国之情，迟睹人神开泰之路。是以陈其乃诚，布之执事。臣等各忝守方任，职在遐外，不得陪列阙庭，共观盛礼，踊跃之怀，南望罔极。谨上。臣琨谨遣兼左长史右司马臣温峤，主簿臣辟闾训，臣磾遣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、清河太守、领右长史、高平亭侯臣荣劭，轻车将军关内侯臣郭穆奉表。臣琨臣磾等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

所欲擒者一人耳。今已获之，其敕将士，抑锋止锐，纵其归命之路（《晋书·载纪·右勒传》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十三。）。

时有否泰，道有屈伸。暴逆之寇虽终灭亡，然当其强盛，皆屈而避之。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汉，忍辱于平城也。若争强于鸿门，则亡不终日。故萧何曰“百战百败，不死何待”也。原始要终，归于大济而已。岂与当亡之寇争迟速之间哉！夫惟鸿门之不争，故垓下莫能与之争。文王身圮于羑里，故道泰于牧野；句践见屈于会稽，故威申于强吴。今日之事，亦由此矣。贼假息之命垂尽，而豺狼之力尚强，宜抗威以待时。

或曰：“抗威待时，时已可矣”。愚以为时之可否在贼之强弱，贼之强弱，在季龙之能否。季龙之能否，可得而言矣。自勒初起，则季龙为爪牙，百战百胜，遂定中国，境土所据，同于魏世。及勒死之日，将相内外欲诛季龙。季龙独起于众异之中，杀嗣主，诛宠臣。内难既定，千里远出，一攻而拔金墉，再战而斩石生，禽彭彪，杀石聪，灭敦权，还据根本，内外并定，四方镇守，不失尺土。详察此事，岂能乎，将不能也？假令不能者为之，其将济乎，将不济也？贼前攻襄阳而不能拔，诚有之矣。不信百战之效，而执一攻之验，弃多从少，于理安乎？譬若射者，百发而不一中，可谓之拙乎？且不拔襄阳者，非季龙身也。桓平北，守边之将耳。贼前攻之，争疆场耳。得之为善，不得则止，非其所急也。今征西之往，则异于是。何者？重镇也，名贤也，中国之人所闻而归心也。今而西度，实有席卷河南之势，贼所大惧，岂与桓宣同哉！季龙必率其精兵，身来距争。若欲与战，战何如石生？若欲城守，守何如金墉？若欲阻沔，沔何如大江？苏峻何如季龙？凡此数者，宜详校之。

愚谓石生猛将，关中精兵，今征西之战不能胜也。金墉险固，刘曜十万所不能拔，今征西之守不能胜也。又是时兖州、洛阳、关中皆举兵击季龙。今此三处反为其用，方之于前，倍半之觉也。若石生不能敌其半，而征西欲当其倍，愚所疑也。苏峻之强，不及季龙，沔水之险，不及大江。大江不能御苏峻，而以沔水御季龙，又所疑也。昔祖士稚在谯，佃于城北，虑贼来攻，因以为资，故豫安军屯，以御其外。谷将熟，贼果至。丁夫战于外，老弱获于内，多持炬火，急则烧谷而走。如此数年，竟不得其利。是时贼唯据沔北，方之于今，四分之一耳。士稚不能捍其一，而征西欲御其四，又所疑也。或云：“贼若多来，则必无粮”。然致粮之难，莫过崤函。而季龙昔涉此险，深入敌国，平关中而后还。今至襄阳，路既无险，又行其国内，自相供给，方之于前，难易百倍。前已经至难，而谓今不能济其易，又所疑也。

然此所论，但说征西既至之后耳，尚未论道路之虏也。自沔以西，水急岸高，鱼贯溯流，首尾百里。若贼无宋襄之义，及我未阵而击之，将如之何？今王士与贼，水陆异势，便习不同。寇若送死，虽开江延敌，以一当千，犹吞之有馀，宜诱而致之，以保万全。弃江远进，以我所短击彼所长，惧非庙胜之算（《晋书·蔡谟传》。庾亮以石勒新死，欲移镇石城，为灭贼之渐，事下公卿，谟议。）。

盖褒德惟旧，圣后之所先，念惠录孤，明王之盛典。是以世祖草创河北，而致封于严尤之孙，魏武勒兵梁宋，追恸于桥公之墓。前新赠大司徒烈悯公崔岳、中书令曹恂、晋阳太守王忠、太子洗马刘绥等。或识朕于童乱之中，或济朕于艰窘之极，言念君子，实伤我心。《诗》不云乎？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”，岳汉昌之初，虽有褒赠，属否运之际，礼章莫备。今可赠岳使持节侍中大司徒辽东公，恂大司空南郡公，绥左光禄大夫平昌公，忠镇军将军安平侯，并加散骑常侍。但皆丘墓夷灭，申哀莫由，有司其速班访岳等子孙，授以茅土，称朕意焉（《晋书·载记·刘曜传》，《十六国春秋》五。）。

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，可谓社稷之臣也。非二君，朕安闻此言乎？夫以孝明于承平之世，四海无虞之日，尚纳钟离一言，而罢北宫之役，况朕之暗眇，当今极弊，而可不敬从明诲乎？今敕悉停寿陵制度，一遵霸陵之法，诗不云乎？“无言不酬，无德不报”。今封豫安昌子，苞平舆子，并领谏议大夫，可敷告天下，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。自今法政有不便于时，不利社稷者，其诣阙极言，勿有所讳（《晋书·载记·刘曜传》。《十六国春秋》五。）。

天步厄运，祸降晋室，京师倾陷，先帝晏驾贼庭。朕流漂宛许。爰暨旧京。群巨以宗庙无主，归之于朕，遂以冲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。自践宝位，四载于兹，不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难，元元兆庶仍遭涂炭，皆朕不明所致。羯贼刘载僭称大号，祸加先帝，肆杀藩王，深惟仇耻，枕戈待旦。刘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蚁众，乘虚深寇，劫质羌胡，攻没北地。曲允总戎在外，六军败绩，侵逼京城，矢流宫阙。胡崧等虽赴国难，殿而无效，围堑十重，外救不至，粮尽人穷，遂为降虏。仰惭乾灵，俯痛宗庙。君世笃忠贞，勋隆西夏，四海具瞻，朕所凭赖。今进君大都督、凉州牧、侍中、司空，承制行事。琅邪王宗室亲贤，远在江表。今朝廷播越，社稷倒悬，朕已诏王，时摄大位。君其挟赞琅邪，共济艰运。若不忘主，宗庙有赖。明便出降，故夜见公卿，属以后事，密遣黄门郎史淑、侍御史王冲赍诏假授。临出寄命，公其勉之（《晋书·张实传》。又见《十六国春秋》七十一。）！

嗣子幼冲，先帝私恩所授，皇业至重，非所克堪，其以遵嗣位（《晋书·载纪·石遵传》）。